中国与印度：“彩礼婚”与“嫁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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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尚会鹏 来源：社会学之思（ID：helloshehuixue）

编辑： 阿烦

社长说

婚姻的背后，是两个家庭关于地位和权力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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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印度：“彩礼婚”与“嫁妆婚”

无论是英国王子的婚姻，还是南印度住在窝棚的“不可接触”（Untouchable）的婚姻，世界各民族、各民族的各个阶层在结婚事情上一般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花费。费用或主要由新郎方面负担，或主要由新娘方面支付，或者由双方共同负担。全部或大部分费用由新郎家负担的婚姻可称为“彩礼婚”，全部或大部分费用由新娘方面负担的婚姻可称为“嫁妆婚”。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西村的婚姻基本上是一种“彩礼婚”而不是“嫁妆婚”。这同笔者所了解的另一个同样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印度的“嫁妆婚”模式形成对照。从比较的角度对两种形式的婚姻做一番考察或许会加深我们对这两种婚姻的认识。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在印度，通常是男方向女方索要“嫁妆”而不是女方向男方索要“彩礼”，嫁女陪送大量的嫁妆至今仍是一种传统，出身高种姓的印度教教徒尤其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印度的嫁妆制度不仅没有被废除，而且嫁妆数额还在不断升高。一个英美大学的毕业生、医生、工程师、地位较高的文职官员或专业人员，20世纪80年代初可望收取30万卢比以上的嫁妆；一个在欧美留学毕业的工程师，20世纪90年代初可收取40万卢比左右的嫁妆。一个精明的办公室勤杂人员可以要10000～20000卢比的嫁妆，年轻男子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得到不同的嫁妆，或是一辆汽车，或是一台电视机，或是一辆自行车。

有的父母为了给女儿找到如意郎君，在刊登征婚广告时暗示嫁妆的事。例如，印度报纸上常有这样的征婚广告：“某女，温柔漂亮，24岁，出身上流家庭，保证体面的结婚，欲觅一忠实可靠男子为伴。”“保证体面的结婚”，言外之意是嫁妆是不成问题的；“替一位具有文学硕士学位的女士做媒，温柔，略胖，26岁，父母有4位数字的高收入。寻觅英俊可靠的讲师。”这表明嫁妆是可以商量的。但也有的家庭在征婚启事上讲明不给嫁妆。一个小伙子受的教育越好，可以要求的嫁妆也越多。

印度民众抗议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被印度社会默许的天价嫁妆现象令女孩被视为“赔钱货”，造成了许多虐待妻子的悲惨案例。（配图来自于青年参考）

1961年，印度政府颁布了《禁止嫁妆法》，规定索要嫁妆是犯法行为，很多印度人认为嫁妆制度是可悲的，是印度的耻辱。甘地曾说：“任何以嫁妆为婚姻条件的人，都是给他的教育和国家抹黑，是对妇女的污辱。年轻人要是被这种不义之财弄脏了自己的双手，就应该被逐出社会。”据报载，1983年7月3日，印度总统宰尔·辛格在加尔各答为印度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罗摩·罗易的塑像揭幕时说：“嫁妆问题又有发展的趋势……中层家庭，若没有3万~5万卢比的现金，就无法嫁女。

即使是已婚妇女，也常因未能满足男方索取嫁妆的要求而受夫家的虐待，甚至被迫害致死或被迫自杀。应该废除嫁妆习俗，避免这种习俗带来的危害。”但在实际生活中嫁妆之风仍很盛行。索要嫁妆这一陋习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有的新娘婆家嫌嫁妆少，催逼嫁妆，最终导致新娘被杀或自杀。据报道，1990年，印度有近5000名妇女死于落后的家长制度。女孩子多、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因嫁女而负债累累，更加贫困。因为嫁妆不足，为数众多的年轻妻子自焚，结束自己的生命，许多姑娘轻生是因为她们再也不能忍受婆家索要更多嫁妆的折磨；有些人是被其婆家人杀死的，她们的尸体被焚烧。

为什么中国是“彩礼婚”而印度是“嫁妆婚”呢？这是笔者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在这两个社会影响婚姻制度的诸条件存在着重大差异。一个重大差异在于，印度教的文化传统对妇女及婚姻的看法对妇女更为不利。古老印度教趋于把结婚看作妇女获得宗教拯救的唯一手段，对女方父母来说嫁女是一次让女儿获得拯救的机会，因而必须尽可能多地陪送嫁妆。妇女一直处于没有财产所有权、在继承权方面与男子不平等的地位。要废除这一陋习须从提高妇女地位方面考虑。中国占优势地位的思想形态儒家思想也歧视妇女，过去中国的婚姻也主要是“嫁妆婚”。

根据西村老人的描述，新中国成立前，上层人家的女儿结婚，要陪送很多嫁妆。但中国有一点与印度教不同，即儒家思想对妇女歧视不像印度教那样是建立在深厚的神学基础之上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20世纪中期经历了一场较彻底的社会革命，儒家关于妇女和婚姻的价值观对人们已不产生大的影响，婚姻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妇女的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后，“嫁妆婚”逐渐向主要由男方负担婚事费用的“彩礼婚”变化。中国没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乡村社会，嫁女被认为是一种损失。西村人会说，辛辛苦苦把女儿养育成人，到头来却连人带东西一起到了别人家里。因此，如有可能，人们会索要一些彩礼作为养活女儿一种补偿。中国人至多把嫁女当作一次扩大人际关系的机会、一次授受礼品的机会、一次交换，而无任何宗教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村由“嫁妆婚”向“彩礼婚”的变化可以说是妇女社会地位变化的一种表现。

中国和印度社会的另一个重大差异是印度存在种姓制度而中国不存在，而种姓制度是嫁妆制度盛行的另一重要原因。在“顺婚”（高种姓的男子娶低种姓的女子）制度下，高种姓的女子比低种姓的女子选择配偶的范围要小，而高种姓的男子则比低种姓的男子选择配偶的范围要大。这便造成了高种姓的女子“过剩”和低种姓的男子“过剩”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习俗不允许下嫁，高种姓出身的女子求偶范围小，许多高种姓的女子无法找到配偶。为觅得如意郎君女方父母不得不厚嫁；另一方面，低种姓的女子为了攀结高种姓以改变自己的地位也不得不付出高额嫁妆。由于同高种姓联姻是女子改变自己地位的唯一办法，许多低种姓家庭便不惜钱财以博得夫家的欢心。人人都想维护家庭的自尊和体面，把嫁妆当作炫耀财富、维持或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

印度的嫁妆问题和中国的彩礼问题虽然性质不同，但都是受旧传统和习俗的影响，二者都不是一种以爱情为本位的婚姻而是一种变相的买卖婚姻，不过二者买卖的对象完全相反：“嫁妆婚”买卖的对象是新郎，“彩礼婚”买卖的是新娘。印度“高价新郎”较多，而在中国则是“高价新娘”多。在两个社会中，人们都生活在传统之中，受传统惰性力量的影响，容易产生攀比心理，这是这种习俗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尽管在两个社会为了消除这些陋习都有政府的努力和媒体的呼吁，并且许多人当事人对自己的做法也深感不满，但中国和印度社会仍很难从旧习惯中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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